目 前学界主要从经济体制转轨 (陆铭和葛苏勤 , 2000)、失业与严峻就业 形势 (蔡防和王美艳 ,2004)、 多代同堂家庭结构 (沈可等 , 2012)和家庭老 年照料 (陈璐等 , 2016)等角度解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。 与已有文 献不同, 本文将从性别身份认同视角进行解释。AkerlofandKranton (2010) 定义了性别身份认同 , 大夫的理想角色是 "养家糊 口 ", 而妻子的理想角色是 "家庭主妇"。Bertrandetal.(2015)则进 一 步将性别身份认同定义为便于量 化的 "大夫收入应超过其妻子"的行为规范 。
本文亦采用 "大夫收入应超过其妻子"作为性别身 份认 同 规 范 的衡量 , 并利用2005年中国1%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_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进行经验研究。 首先 , 婚姻市场层面分析证实 了 中 国存在性别身份认同规范 。 其次 , 家庭层面分析表明: (1) 当妻子潜在收入超过大夫的概率越高时 , 妻 子劳动参与概率越低: 对于有工作的妻子 , 妻子实际收入越有可能低于其潜 在收入 , 相对收入越低 , 就业身份越有可能是家庭帮工 : 而大夫实际收入越 有可能高于其潜在收入。 并且 , 低教育和农业户 口 组受性别身份认 同 影响更 大。 (2)家庭收入很低的群体的性别身份认同被弱化 。 (3) 当妻子工资收入 超过大夫时 , 随后 一 年妻子不工作的概率显著上升 。
自 Bertrandetal.(2015)的开创性研究以来 , 学者们利用各国数据考察 性别身份认同对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(EriksonandStenberg, 2015WieberandHolst,2015; Lippmannetal.,2016;Codazietal., 2017; Ye andZhao,2018; 张正东,2017; 续继和黄娅娜, 2018)。本文的创新性和边 际贡献主要体现在: (1)本文在AkerlofandKranton (2000)基础上构建 了 大夫和妻子选择是否工作的博弈框架。 (2)本文从教育与城 乡 差异视角考察 了 性别身份认同影响的异质性 , 这不仅可以解释 已有文献的不 同结论 , 而且 使结论更具政策意义。 (3)本文考察 了 性别身份认同对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 及其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差异 , 这是对现有分析框架的拓展 。 (4)本文根 据梯度匹配考虑婚姻市场间互动的情形 , 这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, 而且 更符合中国婚姻匹配的特点。 (5)在其他若干研究方法上 , 根据 中 国特点有 所改进, 比如本文在使用Bartik方法时, 将制造业细分为制造业 (偏男性) 和制造业 (偏女性)两大类 , 并对妻子劳动参与的估计可能受到的遗漏变量 偏误进行了量化分析。
